这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在2017年开设的“跨性别综合门诊”。大概没有其他门诊，会像这里一样，需要日复一日地处理来诊者和家属之间的巨大冲突。有的父亲声泪俱下，把潘柏林堵在办公室，差点给他下跪：“我宁愿这个孩子没有了，也不想他变成这样一个不男不女的样子。”而在跨性别的孩子眼里，门诊则是一个精神避风港。“老潘头发可愁人啦，不过我们都超爱他的。”来诊者们在社交媒体上写道。

　　潘柏林医生，是国内第一支跨性别序列医疗团队的创建者。这支医疗团队，整合了心理咨询科、内分泌科、生殖医学、耳鼻喉科、普通外科、整形外科等专业领域的医疗资源，为跨性别者提供医疗支持。

　　在门诊，孩子们被医生称为“来诊者”，而非病理色彩更浓重的“患者”。无需向什么人解释自己与常人不同的想法和行为，医生们足够了解这个群体。

　　门诊里10%的跨性别者，都是14岁～18岁的未成年人。对于跨性别者而言，这是一个特殊的年龄阶段。潘柏林发现，有一半来诊者，在小的时候，就会自己的生理性别感到困惑，他接触过年龄最小的来诊者，只有10岁。而问题真正爆发、加剧，基本上都在青春期。

　　“未成年跨性别者的问题，其实比成年跨性别者更加复杂。”潘柏林说。处于青春期的孩子，更容易产生偏执、极端的想法。在门诊，他常常瞥见孩子们胳膊上留下的刀子划痕。采集病史时，潘柏林的一个常规问题，就是有无自杀、自残行为。90%的孩子的答复都是肯定的。这个群体的自杀率，是普通青少年的五倍。

　　这个特殊阶段的人群，也引起了其他医疗团队的关注。2021年，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开设了国内首个跨性别儿童与青少年多学科门诊。

　　潘柏林介绍：“未成年这块，国内刚刚起步。”涉及未成年人的跨性别医疗更“敏感”，也更容易招惹争议。

　　最开始，这项工作甚至难以获得一部分医生同行的理解。六七年前，对跨性别不了解的医生，曾认为潘柏林只是想“博眼球”。也有医生质疑过他：“做这种事，是不是有点损医德？”

　　真正接触到跨性别群体的医生，看到的却是另一种景况。

　　上海长海医院虹口院区整形外科的主任医师赵烨德，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自己的老师，是“中国变性手术之父”何清濂教授。“这些孩子在90年代求医无门的时候，跟我的老师是写血书的。他们自己把手指头拿针扎破了，写‘救救我、救救我’，我是亲眼见。”

　　有时候，潘柏林也会陷入左右为难的处境。有一次，一位母亲瞒着孩子溜进诊室，哭着求他劝孩子放弃用药：“我们全家因为这个孩子已经支离破碎了，奶奶被气住院了，家里又没钱。大夫，我真的求求你了。”潘柏林担心引起家庭矛盾，只好答应想想办法。她深鞠了一躬，匆忙离开。

　　孩子的身体检查报告单中，有一两项指标有异常，虽然并不影响治疗，但潘柏林还是告诉对方：“要不然你先去内科看看，调理好了以后再过来好吗？”孩子停顿了片刻，脸上浮现出失望的神情，转身离开。

　　过了几天，潘柏林在线上医疗平台收到了这个孩子的消息。“谢谢潘大夫上次照顾，我已经买好去厦门的车票，打算自杀，谢谢大夫。”

　　潘柏林立马联系了干预极端事件的公益组织，才阻止了这场自杀。从那以后，潘柏林认定，哪怕花更多的时间和努力去获得家长的理解，也不要牺牲孩子的权利去妥协。

　　潘柏林的门诊桌子上，摞着一沓跨性别科普资料，以便家长离开时带走一份。“他们也许不会看，但如果哪天心情平复时看一看，也许会有更多的理解。”

　　家长宣教是跨性别门诊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这项工作需要充足的耐心，解释起来，往往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潘柏林知道，家庭是孩子第一个接触的社会环境，如果连父母都不能理解支持，那么这个孩子注定幸福不了。

　　一种常见的质疑是：“孩子是不是上网学坏了？”“会不会受日本二次元的文化影响？”在新信息的冲击下，家长们显然更愿意退回自己的经验世界，进行符合认知的粗暴归因。

　　现实恰好相反。“其实是因为他们（跨性别孩子）对自己身体产生了疑惑和苦恼，希望寻找了解和帮助自己的科学知识，但他们接触的社会环境中，没有人可以解答这个问题，所以他们为了自救，才会从网上找到相关的信息。”潘柏林说。

　　在医院，对于初次来诊的跨性别孩子和家长，潘柏林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进行家长宣教。“你们的孩子没有病，也不需要扭转，事实上需要转变观念的，恐怕是你们……”潘柏林语气温和，对面的家长脸上挂着泪，显然还在努力理解。 如果家长能够慢慢接受的，潘柏林会跟家长、孩子一起探讨可以帮助孩子的医疗选项。

　　实际上，并非所有孩子都需要进行激素或者手术，如果孩子愿意先尝试通过非医疗手段，包括化妆、改变服饰、声音训练等，能接纳自己，就不必再往下走。如果通过尝试发现不行，再考虑青春阻断治疗。

　　北京同志中心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共同发布的《2017中国跨性别群体生存现状调研报告》显示：1640位可能或确定被父母或监护人知道跨性别身份的受访者中，仅6位未遭受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绝大部分人，都有过被拘禁、殴打、掐断学费、逐出家门、送往强制扭转治疗的经历。

　　一些极端的家长会对孩子放出狠话：“当这种不男不女的人，你还不如去死呢。”

　　对未成年的孩子来说，这无疑是致命一击。“任何职场的、校园的、社会的打压，都赶不上父母的一次打击。”花弦说。一些孩子真的听从了父母的话，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有些父母，只有到了孩子的病床前，甚至亲眼看到孩子的尸体，才会开始反思，自己是不是真的错了。

　　花弦手机里躺着一个特别的“家长群”。跟花弦以往遇到的一些父母不同，他们既不会“上来张口就骂”，也不会动手攻击志愿者。他们中，有的是已经接受孩子出柜的家长，有的是希望帮助孩子的求助者，有些则是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的“中间派”。

　　随着跨性别在国内的普及，能给跨性别孩子提供帮助陪伴的公益机构也开始出现，能理解性多元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相比之下，在老一辈人的世界里，父母们是孤立无援的，如同独自在绝望的荒原中跋涉。

　　每个月，志愿者们都会组织家长交流分享会。有时候，还没等志愿者们回复，那些入群更早的活跃家长，已经发出了一大串的文字分享，讲述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刚进群时，有的家长也会感慨：“我怎么没早点知道这些群？”其实，这类家长往往早已经接纳孩子，甚至陪着孩子做完了变性手术。他们需要的，只是能够说说话的同龄人。

　　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无法跟老人解释清楚子孙的转变，朋友一句“孩子结婚了没”的寒暄，都让他们无从回答。第一次到学校说明孩子的情况、外界投过来的异样眼光......唯有在这些经历相似的父母身上，才能理解彼此的酸楚和艰辛。无数条孤独的线交汇在一起，他们获得了一个彼此支持的网络。

　　“路漫漫”是一位父亲刚入群时起的名字，代表了他当时的心情，“灰色的，无助的，前途叵测，看不到希望”。后来，他把名字改成了“征途”。人生路远，他选择和孩子一起往前走。

来源:真实故事计划《在跨性别青少年门诊，目睹中国家庭的撕裂》
附件材料：《中国跨性别者非自杀倾向自残行为研究——流行率和风险因素的横断研究》